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但地区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翻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很容易陷入新式的、自觉自愿的闭目塞听与故步自封中。

　　“我真搞不懂，**的作品那么差，怎么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龚古尔奖/……）这是近两年来，在大大小小的文学论坛上常见的疑问。而在相关的回复中，总会有人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哪里是作家写得不好？是我们翻译的质量太差了！”
　　大陆每年出版的外国文学译著数量维持在千种以上。但是，“文学翻译大国”的光环，却遮不住译文粗劣、译者浮躁、批评缺位等问题。
　　香港著名翻译家黄邦杰先生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内地翻译队伍的后继者似有不足之势。真是一语中的。曾经诞生傅雷、草婴、王道乾等优秀译者的中国，如今几乎没有几个叫得响的翻译家。
　　内地出版社的急功近利也是造成翻译质量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拿名著来说，许多国内的出版社喜欢炒作概念，追求短期效益。比如，在某个文豪诞生或逝世周年的时候，一窝蜂地出版此作家作品。这些重译本装帧精美，印刷质量上乘，但翻译质量与旧译本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有些最新的翻译作品，甚至差到让人不忍卒读的地步——“硬译”过来的文字，不但谈不上优美和流畅，甚至连读懂都很困难。
　　与翻译质量的每况愈下相联系的是目前译者的尴尬境况。
　　20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职业的薪酬都翻了20倍，但翻译的薪酬只翻了1倍。1980年代初期，译书的稿费基本在千字30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平均翻译费也不过千字60元人民币。
　　著名的俄语翻译家草婴告诉记者，他的平均工作量是一天翻译1000字。“像我这样的译者，在这个时代是活不下去的。” 草婴说。对于现在的译者动辄两三个月翻译一本十几万字小说的速度，草婴并没有提出批评，反而说：“我能理解，靠翻译养家糊口很困难，只能依靠量了。”
　　问题在于，翻译还是一个对人的素质有极高要求的工种。一个外语系毕业的学生，甚至一个有海外生活经验的留学生，可以做大型会议的同传，却未必能胜任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翻译要求一个人既精通外语，又有良好的中文功底，还要对外国的人文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曾翻译《杜拉斯文集》等名著的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许均认为，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忠实于原著，而这种忠实在吃透原著精神内涵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许均在翻译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为了准确地翻译原文中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那段文字，还专门阅读了解释巴门尼德学说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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