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扎实的双语功底和深厚的学养之外，翻译还要求译者有“灵气”。翻译是一种艺术、一种创作，而艺术创作总是需要灵性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一个优秀翻译家的必备素质。
一方面是低廉的薪酬，另一方面是超高的要求，无怪乎如今优秀的译者寥若晨星。
那么，出版社为什么只给翻译者那么低的稿酬？
出版“新名著主义丛书”的万语文化公司总经理金浩先生跟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出版一本译著，需付的版权费基本上在1000-2000美元之间，也就是1万元人民币左右；加上翻译费1万多元人民币；书的封面设计、装帧和印刷费12万元人民币。假定这本书的售价是20元人民币，印数是1万册，那么版权、翻译和印费的成本将占到总收入的40%。必须一提的是，现在的出版市场并不景气，许多书店要求的图书进价是书价的56折，而网上书店更是低到4折。在这种情况下，一本译著的毛利相当有限，只有销量在七八千册以上才有可能赢利。但现实是，除了少量的畅销小说和经管类图书，绝少有一本当代外国作品能卖到万册以上。金浩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出这套“新名著主义丛书”，总共亏了200多万元人民币。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出版社自然不会给译者更多的稿费，更不会像西方出版社那样，给予译者一定的版税。出版社将原因归咎于现在的人们不爱读书，尤其不爱阅读深刻的文学作品上。这话也许没错。但问题在于，如此一来只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读者的热情不高，出版社在策划图书时不敢冒险，开出的翻译稿酬无法吸引到高质量的译者，翻译出的作品质量低下，读者就越来越不爱读翻译作品了。
这样的循环进行到一个程度，造成的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情况。一些爱书人感叹于现在翻译质量的下降，而众多不知情的读者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那些作品的原作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现在国外已经没什么好作家了，海外的东西，不值一读，不必阅读。
这是真正的危险，是国内文化界必须正视的翻译危局。百年以来，中国大陆上曾经掀起过两次翻译热潮：第一次是上世纪2030年代，通过严复、梁启超、鲁迅等翻译大师的努力，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洪堡的大学观、罗素的哲学被介绍到了苦难深重的中国；第二次是1980年代，《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名著的开禁，让刚刚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人呼吸到了新鲜自由的空气，看到了一个个原先被屏蔽的世界。而现在，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但地区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翻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很容易陷入新式的、自觉自愿的闭目塞听与故步自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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