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已有的译论而言，它们可以划分成三大类（Nida, 1993: 157）。Nida区分这三类译论的标准正是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养分的学科。姑且不论该分类方法是否穷尽地描写了现有全部译论（比如是否涵盖了应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翻译理论），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无疑是科学的，它有助于我们认清各种译论的理论来源、方法以及各自的优点和缺陷。这三类译论包括：（1）语文学类译论，（2）符号学类译论，以及（3）语言学类译论1（1有关这三类译论的详细论述，参见Nida (1993: 157-168)以及国内语言类期刊上的介绍和讨论。）。Nida关于语言学类译论的讨论有一个重大疏忽，那就是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语用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个语言学的“废纸篓”。它能够对语言使用和交际的各个方面加以描写和解释，已经成为理论输出学科。语用学理论正在被应用到语言教学、语言习得、翻译、人际交际、跨文化交际、语际语言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其理论指导作用越来越为更多的学者所意识。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也已经被看作是正常交际者的语言能力的两大能力的组成部分（语言能力=组织能力 语用能力）（Bachman, 1990: 87）。语用学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微观的语用学分析方法，比如预设、语言礼貌、会话含意、关联理论、话语连贯、语篇结构、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等。这些课题涉及到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对于解决翻译中有关语言使用的各种问题都有所帮助，因此都能够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与实践之中。语用学不仅给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微观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而且还提供了有关翻译研究的宏观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2（2关于翻译研究/翻译学的学科定位、定性等方面的研究，请参考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金隄、张南峰等的有关论著（这些论著除张南峰的之外均收在杨自俭、刘学云编辑的《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和翻译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都有借鉴作用。
下面我们根据已有的语用学理论，讨论其对翻译研究的理论输出、启发以及语用翻译的实际操作。翻译也是一种语言使用和交际活动，和日常语言活动所不同的只是它涉及到两种语言（始发语和目的语），是一种语际信息交流。我们在这里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练兵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语用学理论的有效性在翻译领域里也可以得到检验。
3. 从关联理论角度看翻译的本质
传统译论（指以译文必须复制原文的全部信息的译论）认为，翻译是个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转码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其中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译作中进可能多地保留原文信息。因此，翻译被看成是通过语码转换实现意义传递的一种手段（Sarcevic，1997：55）。对翻译及其本质作如此论述，其预设和认同的交际理论其实就是交际的代码模式（关于语码模式的详细评价，参见王传经（1993）和Sperber & Wilson（1986）），即信息发出者（sender）首先将所欲传递的意图进行编码，然后发送给信息接收者（receiver）；该信息的接收者收到信息后则通过解码过程还原交际者的交际意图，从而完成这一轮交际活动。这一交际模式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具有完全相同的语符（传递和接受）系统以及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见Sperber & Wilson, 1986，何自然，1997：126-127），两者的解码能力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各人的生存环境、教育、职业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经历存在着各种差异，这必然会影响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认知环境和解码能力，导致交际双方认知环境和认知能力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这说明交际的代码模式说以及基于该代码模式的翻译理论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它们否认了动态推理在交际中的作用，是对翻译现象和交际的一种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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