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示意-推理交际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在第二个示意-推理的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状况的估计，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加以示意并传达给译文读者。这种双示意-推理的交际过程可图示如下：
这个翻译活动示意图是描写而非规定性质的。该图说明，翻译活动是一种三元关系（参见何自然，1996；1997：193），是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这三个交际者之间通过原作和译作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这与传统的二元译论（原作者和译者）有本质的差异。前者充分考虑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流，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阅读反应，考虑译文的交际效果，而后者认为译者必须完全再现原文的语义，没有考虑到译文在译入语环境的可接受性，没有考虑到译者自己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环境，也不考虑译文读者与原文的直接读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和阅读期待。该图还说明，与语内交际相对比，翻译是个特殊性质的双重示意推理交际活动。其特殊性表现在（1）交际中涉及到的语码分属不同的语言文化，（2）介入交际的交际主体共有三个：原作者（交际者1）、译者（接受者1/交际者2）和译文读者（接受者2）。原作者（即交际者1）与目的语读者（即接受者2）之间的交际具有间接性质，其中介是译者。译者具有接受者和交际者的双重身份，其第二个身份（交际者2）被Gutt（1998）看作是以报道者（reporter）的身份给没有亲临现场的读者传递自己的所观所感。
这种翻译模式对翻译活动的启示是：作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或者说中介的译者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和促进前两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了保证交际的成功，译者可以采用各种翻译策略（包括直译、意译、音译、替换等）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在这种翻译模式下的译者不再是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认知状况的应声虫，不再需要对原作亦步亦趋。译者有了比较大的自由度，他可以并且有权利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的评估和判断选择适合于读者的表达方式来示意原作者的交际意图。我们这样定位翻译活动，目的在于说明，翻译活动并非止于译者完成对原文的翻译，它还有赖译文读者的参与。在这一交际过程中，译文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译文应当被看作是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这三个交际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的结果，是他们共同创造的财富。
为了成功传递信息，说话人/作者必须假设听话人/读者具有提取理解话语乃至全文的所有必要的背景信息和语境特征等方面的能力，他还必须假设听话人/读者具有推导出话语的隐含意义的能力。说话人/作者假设听话人/读者具有的相关背景知识越少，他在说话或作品中提供相关解释和细节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样，作为第二作者的译者为了确保译文读者能够理解译文、推理出相关的含义，也需要对译文读者的知识面、认知能力和经历进行评估，以便确定哪些信息是译文读者所熟悉的（即哪些信息能够为他们所提取），哪些是他们不熟悉的。译者除了在译文读者的知识结构里增添必要的知识、填补他们在某方面知识的空白外，还需要考虑他们的期待。这些都是译文读者理解译文所必需的知识的组成部分。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用学认为，要理解话语以及语篇中出现的新信息，听话人/读者必须把它与自己记忆中的已有知识（即背景知识或称旧信息）结合起来，找到其中的关联，这样才能完成理解该话语的任务。既然背景信息是理解新信息的前提（在关联理论中称作语境信息）和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译者有在译文中增添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交际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许多负责的译者正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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