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孔子来说，人性可触而不可及，可触是因为它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可及是因为需要感觉、判断、灵机应变地行动，这是人性方面。这个概念没有给出、而且特别是不给出固定的准则，没有普遍的公式，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公平，合理，有规矩。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第六）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努力完善中庸的人性，先是道德方面，但仍然要与自然规律与宇宙的平衡紧密相连。“不偏不倚”是孔子举例中经常使用的措词。但是中庸如果是避免在道义上的两个极端，便只能根据每个特殊情况才能适用。中庸的细微处每次视情况不同而不同，并作为事务进展的一部分。这种平衡的考虑使我们想起在希腊德尔斐神庙里的“不能太多”（mêden agan）这个词。如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浸润在希腊环境里一样，孔子的中庸也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氛围中”。同样的问题也在老子的思想中一再重复，“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
希腊的“尺度”受神话、悲剧与哲学所影响，它与另一种尺度有巨大的区别，即象征、宇宙和类似《周易》占卜性的智慧“尺度”，后者几乎是无法翻译的。我们在这两种世界观里又遇到了类型学的对立。但在细节上，在各自的具体情况之下，儒家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学说还是有共同之处的。他们的相似，至少在同等比例上是可对应的，这一重要的中庸思想在每种情形下归纳成细微行为方式，要把握住其重要性，使之成为智慧规范和道德要求。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和哲学的潜在价值将之理论化了，他的伦理理论与儒家理论相比，中庸占据同样的中心地位。整个“尼哥马克”伦理（l’Ethique à Nicomaque）通过近似或是通过对实践智慧（phronêsis）的思考都贯穿了这一认知，这是伦理概念及其具体实践之间的决定性联系。乍一看，孔子中庸所提倡的简朴而平常的智慧态度可以很快同苏格拉底或伊壁鸠鲁（Epicure）的尺度相比较，然而，一个既个体又集体的道德平衡与社会生活的思想却只有在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身上才能看到。亚里士多德式典型的大量分析与词汇的定义总与常识很接近，听起来比孔子的方法更加和谐，后者强调保持词意，明正而言顺。而无论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还是在孔子的道德里，语言已经暗含了道德的意义，因为如果语言没有分寸，中庸会马上变得十分苍白。
弗朗索瓦·朱利安指出了中庸在现代欧洲的无用论，不管是中庸、胆怯还是顺从[11]。当然这里指那些不能被思想或哲学所关注的某些庸俗智慧，但是什么样的庸俗呢？肯定不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或技术的过度，也远远不是亚里士多德特有的谨小慎微，或者是既为习俗与表象的维护者，又为道德、教育、思想的自由、揭发殖民主义开创者的蒙田。以朱利安的看法，孔子可以根据情况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存在正确的愤怒、伟大的冲动，但这并非赞美过度。我们只在现代哲学家如黑格尔（Hegel）或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些破坏性冲动的证据。孔子的“极端主义”并不太明显，在明智思想的深处，我们总会得出结论说中庸并不一定等于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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