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种伦理观（Deux morales）
在各作者与思想潮流不可确定的相似面前，我们达到了相似性问题的深处。当我们看到孔子的两位继承人之间争论，即公认的优秀人物孟子和公认差的荀子，便不必惊讶了。同样，西塞罗在“有用与诚实”主题下的探讨也不足为奇。还有其他相似性，这回是韩非子与马基雅弗利的冷调分析，他们对有效政策的寻求，对骑士精神萎缩中力量关系的归属。但是马基雅弗利所吹嘘的政治精湛技巧与“文艺复兴”的英雄主义和非基督主义不可思议的挑战修辞是不可分隔的。不可相比。
问题以外的是，主题也有类似性，要从西方开始了解中国，可以通过罗马。应该把塞内加（Sénèque）、贺拉斯（Horace）与李白、苏东坡的自由创作相比较。一般来说，作为共相，我们会主要关注斯多葛（Sto?c）主义，作为伦理自治最小的一个共同子集。然而在斯多葛主义中，哪一部分是官僚政治、帝国情境以及伦理自治？世界主义和大公无私的斯多葛智慧使宇宙达到重新调节。他时而为沉思者时而为活动家，他既可做奴隶又可为部长、职员或诗人。他的伦理自治使他可以缩小为奴隶阶级或膨胀为皇帝阶层。斯多葛的写作在中国文人当中得到好评并不奇怪。儒家与斯多葛主义，他们在各自的帝国里是理想的文人，而且与各种民众宗教形式相呼应，各自提出一些可比或与之协调的原则，如佛教与基督教。斯多葛主义与儒家并不直接产生上述两种宗教，而是作好理解、宽容的姿态并接受其大众化。
最后，我们找到一些主题，使我们在中国重新发现并再提出区分中国和西方的解决办法。研究伦理时，作为道德行为的解释与证明，即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起支配倾向的伦理原则，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不同归结为“上行”伦理与“下行”伦理。上行伦理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以便通过广延、同化与推论的方法使之变成伦理。在这种意义上，少做坏事（我就很少做）就可以远离恶行。而下行伦理则从大的原则或戒律出发，将理想世界投射到尘世中让人类尽可能按规矩行事。
在上行伦理的模式里，由于对生活与人类的尊重，犯罪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大可能的，几乎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的成功，但它至少可以避免上苍的理想与不完美尘世之间的断层。这一伦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了原则及其实践、法律及其抗辩之间的分裂。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上行模式。中文字中的“仁”（作为概念和道德）由“人”与“二”两个字所组成。仁即仁慈，必定是与人类有关并在人类中的；仁即关系，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便最“仁”。对孟子来说，人的自发、友爱与随和的性格是通向人性深处最仁慈的完美体现。当然，正如孔子所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美的人性，但正是通过上行的伦理人们才能改善每一个人的内心。孟子又补充说，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强迫人们及人类去这样做。这里，我们与“扭曲的树干”这一被西方普遍伦理所接受的隐喻相去甚远，后者主要为下行伦理模式。“扭曲的树干”应在另一个意义上被扭曲从而得以纠正，这无论对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来说都不容易。哲学与基督教均指出，这不仅仅是无止境的苛求，而且是道德的艰巨任务，是对自身与对他人的努力。在康德（Kant）的理性主义里，争执是品行的特征，痛苦则通常是精神上的。这种纠正或说是矫正的态度在中国也存在，比如在荀子的思想里。但这种态度无论在宽度上还是深度上对都未作太多的发展。原罪或人的劣根性思想与下行伦理模式紧密相连，它们多少都暗含纠正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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