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前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库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达寿）的回忆录。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曾作为苏联外交部特使在中国前后工作了12年，从普通译员一直到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首席翻译，曾亲历新中国建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多次担任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等重大会晤的翻译，对其间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作了客观的描述，并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领导人高层会晤 中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轶闻轶事。
1954年2月，苏联外交部决定派我到苏联驻中国天津总领事馆任翻译兼秘书长。天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是中国北方的纺织工业中心，还是重要的港口。我知道，周恩来曾经在这里的著名学府南开大学求学，同时在天津开始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天津就已经是中国的一座繁华都市。如同当年的上海、广州那样，在天津也曾经有外国人的租界。那时候，在天津有许多俄罗斯人长期居住。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旅居天津的俄罗斯人多达三千余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早以前就从俄国来到中国定居。后来又有一些苏联人迁居到天津。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也派遣了许多专家和技术人员到天津工作。
我正是在苏中友好的黄金时期再次受命远赴中国，来到了天津。对我来说这真是又一次天赐良机。我那时候的感受和心情真有如我读过的一句中国古诗“春风得意马蹄疾”。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已经成为苏联的一名外交官，而且是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
我到天津时适逢中国的春节。我在大街上看见市民喜庆节日的欢乐情景。那时候我还未满25周岁，真的还很年轻。尽管那年我身为一名很普通的苏联外交官，而且是初出茅庐。可是我那时却分明感觉自己正在成长成熟，而且将要成为一名苏中友好的使者。我要努力为两国人民的永久友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的主要工作区域是天津市和港口及周边地区。在总领事馆，我开始学习和掌握外交工作的专业知识。因为那时候在天津有许多旅居和定居的苏联人，所以我们领事馆的工作量也不小。同时，中国从天津选派赴苏联留学、进修的人员，天津市政府组团赴苏联访问、考察，这些外交事务首先都必须经过我们领事馆办理有关手续。我在领事馆忙于这些事务性的工作，又接触了不少中国人。
我记得1954年至1955年间，即我在天津工作的整整一年里，我们的总领事马特维也夫一直住在莫斯科，实际管理总领事馆的是副领事查尔科夫?瓦季姆?阿列克谢也维奇。他是我的上级，但我感觉他更像是我的老师。因为他对我要求很严格，要求我的工作不许出任何差错。然而，他平时待人却很温和，很平易近人。他比我年长，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而且工作经验很丰富。他毫无保留地将他的工作经验教给我，指导我如何提高办事效率。我在他的言传身教中很快熟悉了外交知识和业务。他对我的中文水平和工作能力表示满意。
我们总领事馆与天津市政府领导之间的关系很好。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市长吴德与查尔科夫定期会晤，了解我们在天津工作和生活有什么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是苏中友好的顶峰时期，天津市的领导干部将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纳入市政府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天津市中苏友好协会执行主席方纪、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张文晋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当年在天津市每逢节日和重要的喜庆活动，市政府领导总是特别邀请我们领事馆的官员和在天津工作的苏联专家参加。
我记得195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诞生五周年的国庆节。天津市政府特别邀请我们领事馆的官员出席检阅天津市民的庆祝游行活动和国庆招待会。上午，吴德市长邀请查尔科夫登上检阅台，让他与黄火青书记坐在一起。我也被作为贵宾邀请入座。我看到应邀出席检阅的外宾中只有我们苏联人。应该说这是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最高礼遇。
那年的中国国庆节，中国的首都北京迎来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这是自新中国诞生后，苏联首脑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第一次握手，联结了两个大国人民的友谊。我在天津对此也感同身受。
那天上午，天津城里的国庆游行非常壮观。首先是天津驻军组成的军乐队和方队，接着是举着彩旗和抬着巨幅标语牌的工人、农民、大中学生的队伍依次通过，然后是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穿着白衣裙的女医生和女护士挥舞着鲜花和彩球，迈着整齐有序的步伐缓缓行进。人们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整个游行持续良久，欢声雷动。我是第一次在中国亲眼见到如此欢乐的喜庆节日的景象。
当天下午，我陪同查尔科夫又出席了由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苏联人还有我们领事馆的其他官员和在天津的援华专家代表。此外还邀请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越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员和在天津的留学生代表参加。在招待会上，吴德市长首先致欢迎词，天津市中苏友好协会执行主席方纪和查尔科夫以及其他外宾也相继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们和中国朋友们欢聚一堂，畅叙友情。
晚上，应中国人邀请，我们在一家大剧院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晚会。吴德专门安排查尔科夫和我同他坐在前排。开演之前，我同吴德谈起我曾经在哈尔滨看过的京剧。他说天津京剧团在中国很有名气，建议我不妨去看看。我表示当然求之不得，只是我在领事馆不能独自外出。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他将专门邀请查尔科夫和我去看天津的京剧。
吴德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举止谈吐很有教养。我在天津领事馆任职期间，因为工作关系与他多有交往。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的精干的领导才能。在中共地方领导干部群中，他不失为优秀的代表。
这以后不久，吴德果然没有忘记专门邀请查尔科夫和我观看了一场京剧，戏名叫《打渔杀家》。我觉得天津的京剧表演艺术果然比哈尔滨的京剧演员高出一筹。
我在陪同查尔科夫出席这些活动时，自然便与天津市政府的官员有更多的接触。也许因为我是翻译，他们对我表现得更为亲切。这是由于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我说的比较流利的中国北方话，更便于同中国人的交流。
当中国人听说我们苏联人的主食是面包，喜欢吃香肠，市领导便亲自过问，指示市粮食局立即给予我们领事馆保证足够特殊供应的待遇。有一次，吴德市长听我说起在哈尔滨有制作我们苏联人爱吃的“列巴”（面包）的面包坊，便派人专程从天津去哈尔滨，采购“列巴”送到我们领事馆。这件事情使我很感动。因为那时候，中国公民的粮食和副食品都是按人按月按定量实行计划供应。在当年国民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天津市政府对我们苏联人的关心和优待真的是热情周到，无微不至。
